b体育新工体：城市的更新与情感表达2024年8月4日，中超联赛的一场焦点战在北京工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凭借最后时刻的“绝杀”以2∶1战胜上海申花。比赛尾声的进球将比赛推向，但赛后广泛刷屏的却是球迷们在赛前打出的巨型TIFO（比赛横幅、标志和旗帜等）。北看台的上万名球迷高举绿白色物料，营造出一个“第12人”的巨幕效果，也寓意北京国安在这座球场里已连续12次战胜申花。
这是连续两年以来，国安球迷为迎接“京沪德比”特意打造的TIFO。2023年的“京沪德比”恰逢北京国安队第1000场比赛，球迷在刚落成的新工育场（简称新工体）摆出全场TIFO去迎接这一历史性时刻，近6万座位无一缺席，尤以北看台的巨型狮子头效果最为壮观。它呼应着国安队徽中的“京狮”，由静至动，张开血盆大口，像是要吞噬对手一般。血口一张之际，这个全场TIFO已超乎比赛本身，在赛后迅速发酵流传。
“从设计到摆放，花了一两个月，光是狮子头就改了40多版，摆放也花了好多天。好在最后出来的效果不错。”负责策划的“御林军”球迷组织负责人张悦回忆。TIFO是源自国外的球迷看台文化。新工体的软硬件条件，为这种全场球迷的集体仪式提供了支撑。“专业足球场没有跑道了，看台离球场非常近，铁杆球迷的北看台只有两层，整体性非常好。俱乐部还提供了全场座位图给我们做准备，球场的LED灯光也是配合着统一往‘京狮’的那个方向打。”
2023年4月，新工体正式亮相并投入使用。它从拆除、复建到竣工验收仅花了30个月，克服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种种困难。复建后，它焕然一新，一改原有的综合体育场配置，成了一座可容纳6.8万人的世界级专业足球场。球场外观不变，内部配备着呼应主队的绿色座椅和“BEIJING FC”字样，看台坡度更陡，观赛视野也更好。“除了不能举办世界杯决赛，所有条件都是一流的，不能办世界杯决赛也是因为要求人数是8万人。”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负责人宓宁说。
从观赛人数看来，新工体也是当前的亚洲第一主场。德国转会市场网的数据显示，它贡献了中超联赛2023赛季上座人数最高10场比赛中的8场。截至2024年8月，新工体在仅开放80%看台的情况下，平均上座人数能达47481人，位列亚洲第一。2023年那一场“京沪德比”的观众达到5.25万人，甚至超过了此前那一场火爆的阿根廷对阵澳大利亚的友谊赛。
“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很多都是外地球迷贡献的。”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散票的购票群体中来自其他省市地区的占据59%，北京本地只占41%，这一对比在暑期等节假期尤其明显，其中超过一半来自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说明着，新工体正在成为各地人民来京出行时一个必刷的“打卡”胜地，一座北京的新文化地标。
值得一提的是，与纯粹的球场不同，新工体的属性和定位也是更加多元的。在复建设计时，新工体就考虑了多重功能，成了一座叠加了商圈和城市公园的大型综合体。在球场的东北角，地铁3号线的工育场站正在进行收尾工作。从地铁一出来，迎面就是一个18万平方米的下沉式双层商业空间，与上方恢弘的球场遥相呼应。待这个商圈空间落成，数万球迷们一出站就能看到球场，在这个大型空间里吃喝闲逛，实现看球和消费一体化。
球场的地表外围多出了连片的绿地，南边是一个小型人工湖，这是一个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体育公园和3万平方米的湖区。一条围绕着这些绿地的健身跑道正在建设，以后将是一个健身休憩的场所。未来的新工体将是一个超大的城市综合体，既有专业足球场，也涵盖商业配套和城市公共空间。在非比赛日，市民们也可以来这里闲逛健身或是消费娱乐。
“在大城市的核心区打造一个体量如此大、业态如此复杂的体育场综合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找不到类似的案例。”新工体运营方中赫工体、中赫集团董事长周金辉对本刊表示，新工体改造复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好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也要满足新的城市功能的定位要求，还要充分考虑未来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建筑的重建，还要更多地综合考虑文化以及发展趋势的需要，这也是当前城市更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新工体如果建设并运营好了，对于全国的很多球场和足球俱乐部来说，都会具备参考意义。”
工体可能是中国众多体育场中最特殊的一座。它建成于1959年，是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十大献礼建筑之一，与人民大会堂等并列。工体建成后即为国内第一座大型综合性体育场，成了新中国众多重要体育和文艺活动的首选举办地。
著名足球评论员、前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张路的父亲沈勃（本名张豫苓）时任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是工体等多个项目在内的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年幼的张路随着父亲参观了建成的老工体，那时候工体周边还是一片荒地，工体也因而显得十分雄伟。“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我父亲刚好拿到了票，我就跟着一块去，在主席台附近就看见毛主席了。后来前四届全运会的开闭幕式都在这里。”张路对本刊回忆。前前后后，中国五代国家都在工体出席过活动，这是除了城楼之外国内再绝无仅有的建筑。
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筑，在2017年后不得不面临报废的命运。老工体的设计寿命只有50年，2008年即濒临到期。为了承办北京奥运会的足球赛事，工体采取了结构加固、缩减座位等技术手段，又将寿命延长了12年。到了2018年，工体已属于超期服役状态，当年的一次安全性等级评价认定工体为Deu级，属于有较严重安全隐患的高危建筑。在建筑界业内，这类建筑一般是报废或拆除。
这是中国第一批大型体育场难以逃脱的宿命。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在上个世纪修建了大型体育场，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为了承办第六届全运会修建了天河体育场，沈阳在承办第二届全国青运会前修建了五里河体育场，等等。这一批老场馆的特点是兴建早、地处城郊，却在此后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变成了核心区域，问题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体育场馆绝大多数是政府办赛驱动的，投资主要也是地方政府来做，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一位建筑事务所的市场人士评价，体育场馆的特点是体量大、跨度大，一般在举办赛事后便很难再有高频的需求。往往几十年后，场馆的硬件即开始老化，难以适应城市化和现代赛事需求，难逃被拆除或报废的命运。始建于1920年的天津民园体育场、1987年的成都市体育中心如今都已变成了遗址公园，最典型的莫过于1988年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这个见证了中国男足首次冲进世界杯的福地，原本也是北京奥运会足球赛事的场地之一，却因硬件不达标且地处市中心的交通压力落选，最终在2007年被爆破拆除。
对于工育场来说，拆除绝无可能。它不仅是共和国十大建筑之一，也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崔健的一声嘶吼和北京国安的进驻，有了不同寻常的符号意义。无论是国安的比赛还是明星的演唱会，都能将6万人的老工体塞得满满当当。场内的高歌伴随着场外灯红酒绿的酒吧，也构建起了人们有关工体的文化记忆。“但是再做加固的成本可能比复建还要高，老工体如果不拆也不能再用了，难道只能作为一个遗址公园存在了？”周金辉说。中赫集团在当时刚成为北京国安的投资人，他们开始思考通过改造复建赋予工体新生命的可能性。
2017年9月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供了这种可能。文件明确提出朝阳区东部、北部应建成为国际一流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各类国际化社区的承载地，同时北京要着力建设一批包括体育中心在内的公共设施精品力作，以提升城市魅力等等。文件还提出要通过更新改造，助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两年后，中国确认申办亚洲杯，北京被列为承办地之一，其他城市的多个专业足球场建设也被迅速提上日程。“如果说那之前还有什么犹豫的话，亚洲杯申办的消息一来，那就是给了工体一个重生的历史机遇。”周金辉回忆。
这是一次涅槃重生的机遇。主管部门多次召集了文保、规划、建筑、体育等各界专家，对工体的改造方式从各方面进行论证，最终确定了原址拆除、改造并复建为专业足球场的方案。他们提出“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理念，要求工体复建时原有的椭圆造型不变、立面形式和比例不变、特色元素不变。球场内部一定要是现代化的硬件，外部则加入商圈和城市绿地的功能。
这为社会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动力。工体的产权隶属于全国总工会，这是作为十大建筑不可变更的前提条件，但一座专业球场的复建动辄几十亿元，资金需求极其庞大。为此，项目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中赫集团联合北京建工、华体集团等公司以组建联合体的方式参与，负责新工体的改造复建，回报是球场及其周边未来40年的运营权。“这个项目从开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投资回报率，这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个很现实的话题。”周金辉说。
民营资本进入后，也要考虑如何在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把球场建得现代化和专业化——在外观已经框定的情况下，这通常意味着更高成本，比如球场需要下挖十多米。那几年，周金辉还领着团队在全球考察了一大圈。他们在北伦敦看到，新建的托特纳姆热刺球场采用了两层看台的连贯设计，视觉效果更好，压迫感更强。团队回国后就和设计方商议，能否把铁杆球迷北看台改成两层。正是这种改变，为后来的京狮TIFO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看台的主体基础都完成得差不多了，本来是四层的，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改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更高成本。”宓宁回忆。
就在新工体紧张做着论证设计时，全球对于体育场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体育场正从一个单纯的场馆，衍生出更多功能。新工体所参考的托特纳姆热刺新球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17年，热刺俱乐部决定打造一座新球场。容量从老球场的3.6万人涨至6.2万人，提供高端包厢和宴会设施，还设置了不同区域的餐饮和零售。球场里被加入了米其林餐饮、一个微型啤酒厂，还有40米高的“空中步道”，和一个可伸缩变化的别样草坪。球场2019年投入运营后很快为热刺带来了不菲收益，不仅季票价格上涨了6%，球迷平均的单场花费也从2英镑上涨至16英镑。热刺还在球场里连办了五天的碧昂丝演唱会，和NFL（美国橄榄球联盟）签下10年的海外比赛合同。这让热刺在多年都未获得重大奖杯的情况下，比赛日收入能位列伦敦第一、英超第二。其他俱乐部火速跟进。皇马、巴萨等豪门都开启了自家的体验式的、多功能的球场翻新计划。一位豪门俱乐部高层对《金融时报》直言不讳，“概念很简单。就是要将一年只能使用25天的足球场，转变为一个每一天都很繁忙、有着多功能的文娱综合体”。
POPULOUS（博普乐思）是全球领先的体育场馆设计所，设计了包括托特纳姆热刺新球场在内的诸多体育场馆。POPULOUS高级董事、亚太区联席总裁理查德·布雷斯林（Richard Breslin）告诉本刊，这是近10年来欧美翻新体育场的一大趋势，它代表着体育场在都市生活中所承担的角色在转变。“你不能再是单单建造一个体育场了，而必须考虑它自身的长远发展以及对周围城市风貌的影响。”理查德·布雷斯林认为，大型体育场对城市风貌有着极大影响，理应是城市蓝图的一部分，为市民创造新的生活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正在建设的香港启德体育园有着更宏大的构想。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体育基建投资，将以一个大型综合体的形式在2025年内亮相。
背后的驱动力依然是如何让体育场更长久。“重要的是从场馆本身获得收入，而不是产权人的投资。如果你花1亿美元建造球场，那在之后的25年里，你得要花超过1亿美元去维护它。过去的中国，包括历届奥运会后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完成了，但办赛后就长期空置。因此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让体育场馆‘洗洗脸’，有多重用途，能自我造血更新，去为运营维护的高额费用买单。”理查德·布雷斯林说，这种更新的前提是场馆所处的位置一定要好，跟周边街区有互动，有一定人流做支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多地兴建了一批以“××奥体中心”命名的综合体育场。这是中国最大的一波体育场兴建潮，这些奥体中心普遍位置偏远，在承办了一些赛事后很快陷入低利用率泥潭，成了城市周边一个曲高和寡的巨型建筑。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庄惟敏在一次有关体育建筑的研讨会上指出，体育建筑在2008年后被大量修建，“比赛有时候几年，甚至几十年一场，其余的时间这个空间基本就被浪费了……可见在设计之初，就没有策划建筑的其他功能”。但在今天，体育建筑已经被多义化了，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其更多的社会功能和空间衍生，“如果要考虑这些体育建筑除单一竞赛之外的其他功能，就要把它变成一个综合体，通过多种功能的复合化——混合使用（mix use）来实现。由此，体育建筑本身的生命道路就不是一条窄路，而会变得更宽广。”庄惟敏认为，这事关着建筑空间的“韧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体的复建改造b体育官方app下载，是中国这么多体育场一次全新的尝试。相较于那些空闲的体育场，工体是独特而幸运的。它在复建前的使用率不低，地段更是核心，比国外很多知名球场还要好，还有一个疏朗的公共空间。这就为它进行多功能的改造提供了可能。
张路回忆，其实老工体在建成之初，主要也是为人民群众健身而设计的，有很多综合用途。“北边是篮球场，东边是足球场，南边是对外开放的游泳馆，我们小时候都在这里游泳，工体下面还有好多健身房。”不过由于缺乏规划引导，工体周边业态在市场经济活络起来后变得无序起来。1996年国安搬到工体后，周边商业开始发展，慢慢蚕食着原有的功能区域，足球训练场从三块变成了半块，“很多商业都是违建，但拆也拆不掉”。工体和三里屯周边渐渐变成了一个热闹但杂乱的区域，直到前几年北京对城市街巷进行整治才有所好转。
这一次的工体改造也将周边统一纳入规划。设计方按照工体初始的城市风貌进行了恢复。地面只保留一个主体建筑，周边则由开阔的城市广场、大草坪、丰富的健身场地和南侧水体空间构成，以还给北京市民一个开敞疏朗的绿色空间。张路说，将地面状态恢复到1959年的状态，也正是其父亲当年的愿望。
18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空间也将重新定位。“商圈业态一定不会是为高端奢侈品准备的，那些高端的餐饮和奢侈品不会进来。工体本来就是一个属于北京大众的、老少皆宜的地方。”周金辉说。这是他基于工体和三里屯对比做出的差异化定位。“三里屯太古里正在走向高端化，但它用地空间有限，会有一些新鲜的、潮流的业态释放出来，我们就能接住。我们之间不是竞争关系，是竞合互补关系。”
工体的地面广场等公共空间也会被利用起来，组织和承办一些大众化的市集活动，比如已在举办的美食嘉年华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在投入运营的前三年中，新工体的80%收入来源于商业空间的租金，但从第四年开始，随着对公共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活动组织运营的逐渐完善，新工体的收入会更加多元，租金占比会随着活动收入、广告赞助的增加降到50%甚至以下。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可持续模型。”周金辉说。
首当其冲就是投资巨大。中赫工体项目公司在改造复建上已投资了超过70亿元，但如今招商工作尚未展开，这比原计划时间表晚了一年多。周金辉估计，整个新工体商圈从亮相到进入运营正轨，大概还需要两年时间。
另一端，财务压力已开始显现。中赫2017年入主国安以来正值“金元足球”巅峰，砸下去不少钱，如今在“潮水”褪去后是中超联赛为数不多的民营资本。周金辉坦承“资金压力非常大”。不过他认为，只要新工体能开始招商，压力就会好很多。在此之前，他们更多的精力还是在考虑如何把新工体项目做好，希望以此来反哺国安俱乐部。“未来工体的首要功能还是要保障国安俱乐部的比赛。”周金辉强调。新工体在2023年4月投入使用后，很快就接到了不少演唱会订单，但他婉拒了多数，全年只接了一场。
新工体也几乎是中国足坛当前鲜有的场队一体化运营尝试。与欧洲五大联赛不同，中国绝大多数体育场归属在地方政府或国企手中，只有“股改”前的河南（建业）俱乐部和“股改”后的上海申花等少数球队例外。使用球场最高频的俱乐部不拥有球场所有权，每场比赛因此要付出不菲租金。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足球俱乐部投资大、回报少，自我造血能力弱，在无运营权的情况下更无法将球场纳入商业化考虑。这就注定了一种两败俱伤的困局，球队生存困难、频频解散，球场也举步维艰、运维困难。
新工体项目采取的PPP模式，提供了一种有关中国球队和球场的新可能。“足球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慈善事业，它是一项现代商业体系下的竞技体育，必须具备能自我造血的模式。”周金辉说。以国安俱乐部为例，即使是在限制投入的情况下，每个赛季也需要约4亿～5亿元，国安作为传统豪门的球迷基础雄厚，商业开发已算不错，但所有营收加起来也不到2亿元，还有约2亿～3亿元的缺口。但中国足球在球员转会、电视转播、球衣赞助方面都有很多行政掣肘，因此俱乐部必须想办法开辟新的商业开源渠道。
但一个全新模式的形成，很多东西都还需要摸索，包括落地的种种细节。工体并非纯粹意义的球场，北京也有着严格的公共安全规定，很多常用的商业策略在此无法全然伸展。宓宁提到她去国外球场考察时，最惊奇的就是“球场里居然可以卖啤酒”，很多大球场超过50%的营收也来自于赞助商冠名，“工体的名字是不可能改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再比如，面对比赛日的巨大人流，工体要如何在安全、商业和比赛间平衡？配套商业和地铁届时开不开？如果能开，那人流动线要如何规划？这是宓宁平日里要思考的主要命题。他们请了三家海内外咨询公司，反复做数字化演习，模拟数万人的离场预案，“最后看还是挺成功的”。
张路提出，工体的商业开发一定要跟这里的历史与文化结合。“不光工体有特殊的文化传承，三里屯本身也是有文化属性的，酒吧夜店也是一种年轻人的文化。工体这么一个大型建筑在这里，应该想办法怎么跟这些文化结合，去带动和引导这个区域的发展。单纯卖商品和餐饮服务，哪个地方都能做。”他一直建议新工体应设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工体的博物馆，另一个是有关国安或北京足球的博物馆。周金辉则说，新工体一定会有国安元素，“可能不会是传统的博物馆，但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的声光电技术手段去呈现”。
焕然一新的工体里，球迷们也能感受到运营方对这里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的尊重。俱乐部特设了公益看台，每个主场会提供给公益组织和学生群体。作为一线城市的大俱乐部，国安的套票价格也至今保持低位，从950元至2400元不等，在几家传统豪强中是最低的。“我们还是想着把大的商业版图做好，来反哺俱乐部，而不是想着靠涨价来增加收入。”周金辉特意说到。
39岁的杨雪曾是多年的国安年票持有者。她自2005年“御林军”成立以来就加入其中，多年来随球队南征北战，在新工体落成的2023年获得了俱乐部“球迷全勤奖”。2024年3月，杨雪被查出恶性肿瘤，英年早逝，从确诊到去世仅4天。为了纪念杨雪，中赫工体决定将她在新工体的座位永久保留，以后无论什么活动，这个座位的票都不对外出售。杨雪去世后不久，属于她的座位就被印上了象征她的“雪花”。
杨雪的座位，就位于那个狮子头TIFO的下方。她的前方即是新工体整齐的草坪，背后是正在紧张施工的公共广场和配套商业。一个为她特制的座椅正在制作中。未来，她将以某种方式继续守候着她所热爱的球队，看着它成为一个城市情感的聚焦点，也见证着工体内外的熙熙攘攘，看着这座走过几十年风雨的球场，以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迎来新生。
工体的产权隶属于全国总工会，这是作为十大建筑不可变更的前提条件，但一座专业球场的复建动辄几十亿元，资金需求极其庞大。为此，项目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中赫集团联合北京建工、华体集团等公司以组建联合体的方式参与，负责新工体的改造复建，回报是球场及其周边未来40年的运营权。
姜什么味划线月，新工体正式亮相并投入使用。它从拆除、复建到竣工验收仅花了30个月，克服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种种困难。复建后，它焕然一新，一改原有的综合体育场配置，成了一座可容纳6.8万人的世界级专业足球场。球场外观不变，内部配备着呼应主队的绿色座椅和“BEIJING FC”字样，看台坡度更陡，观赛视野也更好。“除了不能举办世界杯决赛，所有条件都是一流的，不能办世界杯决赛也是因为要求人数是8万人。”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负责人宓宁说。